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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「孟子見梁襄王」談戰國國家體制添加时间:2020-10-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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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若要選中國歷史上的十個最重要的對話,我會選下面這一段作為其中之一。
  《孟子‧梁惠王》:「孟子見梁襄王。出語人曰。望之不似人君。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曰。天下惡乎定。吾對曰。定于一。孰能一之。對曰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孰能與之。對曰。天下莫不與也。王知夫苗乎。七八月之間旱。則苗槁矣。天油然作雲。沛然下雨。則苗浡然興之矣。其如是孰能禦之。今夫天下之人牧。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殺人者。則天下之民。皆引領而望之矣。誠如是也。民歸之。由水之就下。沛然誰能禦之。」
  對話時間在西元前318年或稍後。梁襄王即魏襄王。他的父親即前任魏國國君是魏惠王,即梁惠王。魏惠王(文惠王、惠成王)是改變歷史的大人物。西元前351年魏惠王宣告接受周王的禪讓天下,稱王。此事件也是宣告了中國歷史上的「周代」正式結束了。中國真正進入了戰國時代,諸國並立。只是魏惠王稱王之舉並沒有得到其他大國的承認。其後各大國更是紛紛自行稱王。
  有這麼了不起的父親,孟子在見梁襄王時,大概滿懷期待。結果大失所望,說出「望之不似人君」的名句。孟子能豪氣干雲的說出這種話,除了他本是狂人外,也因為他只是依據當時的游士法則,帶著他的龐大的師生集團到魏國找工作,作為這個游士集團的頭,他與魏國國君只是主客關係,合則留,不合則走人。所謂「出語人曰」,應該是跟他的同集團的人所說的,所以他毫不客氣。這個說法也在孟子的師生團體中留傳,後來被記錄到《孟子》書中。再過一百年後,「大一統」的體制出現,就沒有人敢說這句「望之不似人君」,這肯定是誹謗君主(皇帝)。
  梁襄王迫不急待所問的第一個問題是「天下惡乎定」。梁襄王的關心是很可以理解的。改變天下的遊戲規則的始作俑者就是他父親。西元前339年,齊國的威宣王也稱王。在接下來十幾年間,趙國、秦國、燕國、韓國的國君都稱王。舊秩序崩潰,新的天下秩序要如何辦到呢?梁襄王承續他父親的王位,但面對的卻是諸王並立的局勢。他應該是迫切的要從孟子處得到答案。
  孟子的答案也是千古名言:「定于一」。有學者說這是孟子預言了秦始皇的統一,這是錯誤的解釋。一來,在這個時間點上,強國根本不是秦。二來,也是更重要的,在秦始皇統一前一百年,無人能預言秦以其「國家」體制統一了「天下」,即使是大預言家的孟子。更何況孟子對於「天下」的理想並不是秦的「天下一家」,而是他所說的「人有恆言,皆曰『天下國家』」的「天下國家」。孟子所說的「定于一」肯定是此「天下國家」。
  梁襄王接著問了一串問題。誰能統一天下呢?孟子回答: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」。此「殺人」不是指在戰場上殺敵,而是在官營工場上以刑處罰生產者,甚至死刑。戰國的大國志得意滿的原因在於它們擁有資本可以投資與經營工(農)場,而且國家擁有從傳統王權而來的役與刑的特權,故可以強制人民在其工場上勞動,且若不符勞動規範可以處刑。然而,在這個司馬遷所說的「貨殖」時代,可數的貨幣所作成的「利」成為新時代的基礎制度,《史記‧貨殖傳》中的名言: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,天下攘攘皆為利往」。利來、利往,就是追求可數的貨幣。在這個時代,做工的要得工資,勞動與工資間有對價關係。對於農場的農民而言,工資可以是由官方發貨幣,也可以是農民擁有生產所得再賣給商人。各大國的國家可以強制人民勞動,有學者說這是奴隸制,即使是奴隸制,也要付工人工資。這就是司馬遷的重大發現,利才是時代巨輪的動力。
  在這個貨殖時代,如〈貨殖傳〉所記,除了各國設置工場,各大商人也設置各種生產物的工場。這是大開發、大交換也是大競爭的時代,工人(含農人等)可以選擇好的生產條件的場所,這就是這段對話中孟子所說的「水之就下」。官營農場的勞動條件與待遇是不好的,所以人民不想選擇成為專業農民,但官方以暴力裝置之刑對付不服從者。考古發現不少戰國後期至漢的刑徒墓。這些刑徒大多數是來自於官營工場的犯罪者,而所謂犯罪,許多是違反了工場的勞動規範。這就是孟子說的「嗜殺人」。孟子說「天下之人牧,未有不嗜殺人者」,意思是各國都以嚴酷的刑罰制裁勞動人民。
  孟子為梁襄王講了苗成長與水歸處的道理,孟子是在講一種自然的法則,而這種法則是司馬遷所說的「利」,所以孟子勸梁襄王因勢利導。苗遇雨而成長、水遇低處而下流,都是人力「莫之能禦」。從這段對話的文面上解讀,就是孟子要梁襄王對人民好一點,尤其是官營工場中的生產者。但歷史的理解不是解讀史料的文面而只知道了這種空話就算了。當然孟子不會是說官員要對人民經常親切問候。我所解讀出來的因勢利導,是孟子所提出的增加官營工場上的生產者的勞動所得。若官營工場的待遇好,人民自然捨大商人的工場來就官營工場。一國的工場待遇好,他國的人民就會盼望得到該國的治理,就會支持由該國「一之」天下,天下就會「定于一」。
  孟子並不是在空談。他務實定義了「仁政」,具體的制度是他所提出的「井田」制。只是在這前所未有的歷史巨變中,孟子的預言失去準頭,只能說是理想。天下將「定于一」,但不是他理想中的「天下國家」,而是秦始皇的「天下一家」。然而,孟子的確抓到了時代的新趨勢,就是「利」,尤指可計算的貨幣。貨幣正在解消傳統的禮制,這種禮制是通過禮物交換為媒介建立起特定的人際關係。而新時代是通過無人格與可數的貨幣交換建立了各式組織,包括國。基層人民通過貨幣而從原屬的政治組織中解放出來,他們順著貨幣所造成的溝流動,他們不會在乎是何國之民。天下其實已無魏國之民、齊國之民、楚國之民等之別。這正是孟子作為天下主義者並相信諸國會「定于一」的深層理由。
  而所謂「仁政」就是考量人民的「唯利是圖」。就這一點,同時代的法家也都能掌握,可以說是「諸子百家」的共同點。只不過其後的儒家要在這「唯利是圖」的原則上再以人倫與人情對於人民的日常生活作出規範。
  若再以長時段觀察歷史,我們也只能說孟子只是不能預言戰國如何結束,但他的「仁政」理想在西漢後期開始會成為皇帝制度的重要內容,影響深遠。孟子與梁襄王的這段對話仍是中國歷史上的大預言。